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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财政部宣布,从5月1日开始,取消钢材和146种钢制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此外,财政部还取消钢材进口关税,增加出口税率。通过这种方式,减缓国内钢材生产增速,实现生态目标。另一方面,借助于扩大进口,增加钢材需求,减缓钢材和轧材价格上涨。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钢材生产国,占世界产量的53%多。去年,中国成为首个钢材产量超过10亿吨的国家。

  一方面,中国保障了本国钢材和钢制品需求。但另一方面,钢材出口量也在增加。然而,这种情况催生两大问题。首要的是,在钢产量蓬勃发展背景下,出现大量无效过剩产能。

  北京深知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的后果,当时,钢材生产成为国民经济总路线。

  并且,钢铁生产对生态造成严重危害。

  通常,炼铁炉的燃料来源于煤炭。中国成为世界钢产量大国,碳排放也首屈一指。考虑到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即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因此不得不缩减任何形式的可造成二氧化碳后果的生产。

  中国政府很早以前已制定任务,缩减老旧、无效钢铁产能。

  2010年,北京首钢停产。目前,在原厂地址正装备2022年奥运会设施。原来的铁矿石仓库目前是2022年奥组委。

  中国政府在上一个五年计划时宣布,已成功压缩1.4亿吨低质钢铁产能。但总体上,钢铁产量仍在增长。

  今年2月,中国生产了8300万吨粗钢,同比增加了11%。可以期待,四月份的指数将在9000万吨左右。此外,世界钢材价格在不断创下纪录。比如,铁矿石目前的价格是每公吨180美元,而1年前还不到100美元。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新的限制出口和鼓励进口措施,不一定对国内冶金业造成负面影响。

  他说:“对生铁、粗钢、再生钢铁原料等实行零进口暂定税率,确实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但是如果考虑到降低进口成本,我想对于上游的矿石产业也应当实行相同措施。就取消部分钢铁产品出口退税等方面,我个人是不大赞同。因为我们不能一边倡导稳定国内制造业生产供应链,另一方面又驱赶本国的制造业出去,而且高端钢铁产业也是在初级钢铁的生产基础之上才能发展起来的。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优势在于产业结构包罗万象,任何在中国发展产业的供应链都应该比其他国家齐全。过去欧美国家就曾驱赶过所谓的低端产业,但是现在的结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所以产业的转移等情况还是应该取决于市场力量,尽量减少人为干预。并且中国北方本来就缺少发展好的产业,若是还对钢铁产业进行额外干扰,北方经济产业将更难以有所突破。

  另外,从绿色能源发展角度来考虑,若是认为钢铁产业消耗国内资源太多,可以让其生产价格能够反映出环境成本,而不是在税收方面下功夫。总体来看,我认为这有扭曲产业和市场的可能性,也无法解决钢铁工业多样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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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中国依然严重依赖钢进口,尤其是铁矿石进口。

  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国,仅在3月份,从澳大利亚的黑德兰港向中国发送的铁矿石有3810万吨之多,超过此类产品出口总量的80%。

  近期,中澳关系不睦,中国在极力实现进口多元化,强化国内生产,以减少对堪培拉的依赖。

  专家梅新育认为,有很多因素对钢材和铁矿石价格产生影响。他指出,没必要违背市场规律,采用行政手段。

  他说:“近一段时间钢铁价格持续上涨,我认为主要与下游需求的增加和上游铁矿石价格的上涨相关,而上游铁矿石价格的上涨离不开美欧放水问题。我认为,既不应当通过严格国内钢铁生产来实现减少对澳大利亚钢铁需求的依赖,同时市场竞争也不应该被政治因素所影响。”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钢材需求只能上升。中国为刺激经济,在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为此,2020年发行了3.75万亿元人民币的特种国债,比2019年多出74%。

  同时,如果说中国聚焦于“新基建”:建五代网络、电动车充电站、大数据中心,但很多国家则倾向于,通过增加传统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本国经济,如桥梁、道路、港口等等。

  比如美国,准备拨出2.3万亿美元实现传统基础设施现代化。不久前,乔·拜登向议会两院发表演讲时指出,基础设施计划是在为“美国自身投资”,是“二战以来创造就业岗位的最庞大计划”。

  时间将证明,此项计划的效果如何。但清楚的是,钢材需求高涨将持续很长时间。